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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觉得中秋的庆祝氛围不够浓厚,在东京街头各处扔挂着花灯彩带之时,朝廷决定,再为之增添一抹喜色,只不过这一抹喜色是红色的,鲜红,血红。
就在开宝二十年八月十六,既望之日,刘皇帝诏令下,把这段时间收容到京城,并且已经判了死刑的官吏们,一并拉到南市口,明正典刑。
其急切,其霸道,其冷酷,令人毛骨悚然。刘皇帝没有食言,太子刘旸也没有拒绝的余地,由他亲自监刑。
而这一批被处刑的官吏,只是第一批,是在刘皇帝粗暴干涉之下,由三法司既迟疑又不得不快刀斩乱麻,迅速拟定的名单,共计一138人。
显然,这与刘皇帝的制定的指标,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通情达理的刘皇帝,也考虑到辛仲甫他们的为难,多少给了些时间,让他们分三批定刑。但同样的,改为三批,这诛杀的人就更多了。
至于其中有没有冤屈,有没有罪不至死的,那是肯定的,但刘皇帝显然不像太子那样仁厚,他就要以杀慑人,以血警世。天下冤魂多得是,不差这少许,官僚同样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简单地对“卢党”的清算了,这一百多人中,真正被打为“卢党”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河西的官吏。
更多的,还是在十年的和平政治中,滋生的腐败分子,贪官污吏,因为卢桉,把他们牵连出来了。说到底,卢桉也仅仅是一个引子,这仍是大汉的一次吏治清理运动,是刘皇帝这个集权帝王为缓和矛盾、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是对这十年大汉政治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这种集中处刑的做法,在大汉并不是第一次,比如当年的滑州桉与扬州桉,并且,规模是越来越大。
不过,有所区别的是,滑州桉,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为非作歹的勋贵,而不论扬州桉以及此次的卢桉,都是针对已经在政治上崛起的官僚。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刘皇帝对开国元从、功臣勋贵厚待的同时,都是采取一种隐约的限制态度。不论是历次处置的勋贵,还是标志性的滑州桉,以及后续由赵普牵头出台的一些限制政策,都是在这个原则下展开的。
不限制不行,历来开国王朝,都免不了骄兵悍将之祸,战乱之时是功臣,和平时期控制不好就成了祸害。
赵匡胤通过赎买政策,搞了一个“杯酒释兵权”,解决了这个矛盾,但同样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骄兵悍将是解决了,但国家与百姓的负担重了。
刘皇帝过去也是这么做的,哪怕不像赵匡胤做得那么“极致”,但同样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后续的限制政令,也是调整的一种举措。这毫无疑问,是在勋贵阶层中引发了诸多不满,若不是过去的积极扩张,以及商业、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让勋贵们从中获利,缓解了一些矛盾,大汉内部的问题恐怕要更加深重。
同时,为了平衡勋贵阶层,对庶族官僚的扶持,则是刘皇帝大力推动的。而事实证明,这个阶层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随着赵普为首的一批大臣,陆续得到重要,占据朝廷要职,掌握大权,也确实取得了一定对勋贵的压制。赵普能为相那么多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凡事都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弊端,庶族官僚的崛起,也带来了诸多吏治问题,贪腐只是其中最为粗劣的表现,也是刘皇帝用来开刀释放矛盾的理由。
而从扬州桉到卢桉,刘皇帝的目的,也在于此。一方面压制勋贵,一方面又打击官僚,籍以巩固统治,维护皇权,但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君臣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在加深之中,权力、利益是一方面,刘皇帝过度的强势与膨胀的权欲,也让勋贵与官僚艰难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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