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一章 大漠龙城，朱棣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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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熙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朝阳冉冉升起，金色的光芒穿过云层，驱散了天地之间的浓雾。

此时，玉龙城东五里外真武观真庆宫二楼阁台之上，朱高煦搀扶着朱棣，两人肩并肩眺望着东方旭日。

至于英县公张辅、成县公朱能、荆乡侯杨洪等随驾的勋贵武将，则分别领着护卫兵守在阁台入口处及宫观四周。

“瞧这日头，必定又是一个大晴天。”

朱棣感慨道：“今秋朔方的四府十六县想不丰收都难啊！”

“确实如此，眼下朔方的秋收已经开始，据巡抚杨文斌启奏，玉龙府的作物可谓是大获丰收，尤其是马铃薯的产量，与去年相比翻了一倍有余。”

朱高煦接话道。

自乾熙八年朱高煦下旨裁撤朔方都司，改置朔方省之后，至今已有六年，朔方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

原先的十一个卫城以及五个守御千户所城，早已改建为如今常住人口数万的县城。

曾经的五十五个千户所城，也变成了现今常住人口数千的乡城、镇城。

各个乡镇之间以乡道相连，皆设有驿站。

驿站之间以电报沟通，消息传播速度之快，对六年前还是荆县伯的杨洪而言，简直是想都不敢想。

玉同铁路全线通车之后，杨洪以主持修建这条铁路之功，爵位得以晋升为乡侯，更受到了太上皇朱棣的召见。

对大明而言，掌控朔方四府，便等于牢牢握住了草原的命脉。

而玉同铁路西延线的贯通，标志着大明朝廷的军队可以在短短十日之内，从京师出发横穿朔方，北上漠北，镇压草原一切不服。

自那时起，甘肃、陕西、山西三省之地已不再是大明的边疆省！

数日前，在京城真武庙修玄的朱棣召见朱高煦，表达了他乘专列巡视草原的意图。

朱高煦劝说朱棣以保养身体为重，最好不要外出，毕竟即便是乘坐火车，也一样会有舟车劳顿之感。

朱棣却表示他戎马一生，决不能死在床榻之上，就算死也得死在马背上！

朱高煦心里清楚，朱棣大限将至，已经时日无多，所以他沉思良久之后，答应了朱棣提出的要求。

当天朱高煦就下达了一道旨意给群臣，他将在两日后启程，陪同太上皇离京巡视草原，在他离京期间，由太子监国，内阁诸臣辅政。

对此，众臣虽有劝谏，但无力改变朱高煦的决定。

于是，朱高煦陪同朱棣乘坐专列，先是用了一天的时间，从京师驶至大同，然后又花了一天时间，从大同驶至玉龙。

朔方省下辖黑水、都野、九原、玉龙等四府，省治在黑水府黑水城，位于朔方省之西部，而玉龙府玉龙城属于副省治，位于朔方省之东部。

朱高煦担心坐了两天火车且乘车期间睡的也不太好的朱棣身体吃不消，便让专列停在了玉龙，休整一日再向西行。

前文说过，当年朱棣兴建武当山的同时，天下各地也有真武庙、真武观拔地而起。

尤其是各个府城，皆建有真武观或真武庙。

各地官员这么做，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却只有两个。

一是响应朝廷国策，毕竟传闻永乐皇帝是真武大帝降世临凡，兴建武当山宫殿，是在建立真武大帝的地上天宫，而且其在位期间立下的开海拓土之功，足以令天下万民顶礼膜拜。

二是借真武大帝之事迹教化百姓，让百姓们知恩图报，不要作恶，多行善事。

玉龙城也有一座真武观，就建在城东五里外的山上。

朱棣不愿扰民，再加上他多年修玄，所以就理所应当的住进了玉龙城外的真武观。

对于这一点，朱高煦也没有反对，只是下令让随驾勋臣武将注意防守。

此时，旭日东升，雾气消散，天清地澈。

朱棣与朱高煦父子俩又聊了几句，便回到膳堂用了早膳。

然后朱高煦照例在真武观大堂召见了玉龙知府吕强等玉龙地方官。

之后，父子俩在武将卫士的护送下，再次乘坐专列，向西而行，朔方巡抚杨文斌及朔方布政使、按察使、防御使随驾西行。

朱棣与朱高煦住在同一间御用车厢内。

这间车厢四周加固了超厚钢板，可以抵御将军炮的冲击，而且门外由张辅、朱能、杨洪轮流带队值守。

车厢内，父子俩正在聊天。

“若我没有记错，杨文斌之父平坝先生（杨邦基），今天快九十岁了吧？”

朱棣的思绪似乎回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悠悠道：“当年若无平坝先生冒死从太原带出血书，后面的事，也不可能那般顺利。”

他的意思是说当年的太原同知杨邦基携带状告晋王朱棡的万民血书，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逃出太原，后来几经波折，这血书落到了朱元章手中。

当年若是没有这些事，晋王朱棡便不可能被朱元章废掉，朱棣入主东宫只会变得更加困难。

朱棣见到朔方巡抚杨文斌之后，想起了杨邦基，此时说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感念杨邦基当年之功。</div>

杨邦基是太原府平坝镇人士，致仕后回到平坝镇着书立说，又是太原常科书院的荣誉教授，因此世称其为“平坝先生”。

“爹，平坝先生四年前就已经过世了，享年八十五岁，且祭文是儿子亲笔所写。”

朱高煦温声解释道：“虽然平坝先生只养育了李氏（李瑶）五年多，但他毕竟是李氏名义上的养父，这门亲也是皇爷爷当年答应了的。”

所以杨邦基去世后，他为示殊荣，彰显恩典，这才为杨邦基书写祭文，以做告慰，并准以伯爵之礼下葬，追赠对方荣禄大夫官衔，赐葬其家乡太原府平坝镇。

朱高煦在乾熙初年改革军制，设定军衔的同时，对文官散阶也进行了革新。

将文官散阶更名为官衔，定官衔为三阶十等，即省官（堂官）、府官、县官三阶。

其中的省官官衔由高至低分为荣禄大夫、光禄大夫、资善大夫、资政大夫四等。

荣禄大夫是最高官衔，相当于军衔之中的大将军衔，六部尚书通常在去世后的追赠官衔也就只有这个级别。

朱棣怅然若失道：“这一晃，就过去了四十多年。”

他顿了顿，提了提神，又问道：“杨文斌这些年在任上干的怎么样？”

“去年，朔方四府皆发生旱灾，黑水城为繁华大邑，顿时成了灾民们乞食的对象。杨文斌一方面向朝廷奏禀灾情，一方面开仓赈灾，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路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并命令各县乡镇大户开粥棚煮粥救济灾民，活数万人。秋以歉收，奏请朝廷减免当年赋税，儿子允之。”

朱高煦道：“平坝先生去世时，杨文斌在甘肃左布政使任上，其丁忧三年后，儿子便升他做了朔方巡抚，也是朔方第一任巡抚。细算起来，杨文斌就任巡抚不过一年有余。”

他的言外之意是杨文斌上任巡抚才一年多，而上任第一年就碰到了朔方境内大范围的旱灾，从其应对灾情的结果来看，还是颇有政绩的。

朱棣抚须赞道：“不愧是平坝先生之子，心怀黎庶，是个好官，也是个能臣。”

杨邦基是三朝老臣，任事勤勉，颇有政绩，洪武后期就任太原知府，永乐年间先后任大理寺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乾熙年间出任山西首任巡抚，并在巡抚任上致仕归乡。

“爹，儿子打算对丁忧之制加以修订。”

朱高煦接着道：“杨文斌丁忧时，儿子就想对其夺情起复，但当时时机未到，因此就没有对丁忧之制动手。”

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担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

“丁忧”一词最早出自《晋书·袁悦之传》，也称“丁艰”。

“夺情起复”，又称“夺情”，乃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

换言之，为了应对各种局势，“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如《周书·王谦传》：“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

只不过历史上少见文官夺情，常常发生在战场将士身上，丁忧制度不应用在战场上面，古人称之“墨绖从戎”，又称“金革之事不避”，意思是百善孝为先，金革之事不避，舍孝尽忠。

由于明朝建立之初所面临的情况与唐宋时已大不相同，故而朱元章时代制定的丁忧制度与前朝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不许武将丁忧、期亲奔丧、提高母服三个地方。

洪武初期天下尚未一统，北方仍在元朝控制下，朱元章规定武将不许丁忧，主要是为了防止武将用回家奔丧的理由逃避战事。

而古代是宗族社会，叔伯兄弟众多，因此期亲之丧频见，如若凡是宗族里有长辈去世就要回去奔丧的话，于国于家都不便，所以朱元章规定官吏除父母、祖父母去世需丁忧三年之外，其余宗族长辈去世，一律不许奔丧。

洪武初年依照唐宋之礼，规定父服斩衰三年，母服齐衰三年，庶母服缌三月。

古代丧服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斩衰（cui，音同催）、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因此，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丧服，其次是齐衰，最后是缌麻。

到了洪武七年时，朱元章对传统的丧服之礼进行改革，无论父在否，子为父母、庶子为生母、子为继母、养母，未出嫁女子为父母皆服斩衰三年。

朱元章的这次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丧礼“家无二尊”的传统，大幅提高母服，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

而朱高煦知道，提高母服的这一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假如一个庶出的男子，既有生母、养母，又有嫡母、继母，加上其父在内，那么他这一生理论上就要服斩衰累计十五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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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理论上，实际可能庶出子只会为其生母、嫡母、父亲各服斩衰三年，但这也累计九年了。

因此，这一点在朱高煦看来，是必修要改动或者明确的。

至于历史上明代的夺情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皇帝对夺情有不同的做法。

洪武年间由于大明刚刚建国，朱元章着力于恢复中华、重整礼法，因此在位期间严格遵守制度，基本很少出现夺情的情况，即使是为明朝建立下大功的刘基、宋廉等人在需要回家丁忧时也没有被强令夺情。

到了永乐年间，因迁都、北征事情庞杂，朝廷急于用人，朱棣开始对大臣们夺情。

永乐之后宣德、天顺年间夺情也比较普遍，一是这段时间北方边患比较严重，二是又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等事。

到后面成化年间，由于天下已经逐渐稳定，加上夺情引发的礼法问题，所以往后的夺情就慢慢变少了。

历史上明朝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以阁臣、尚书、侍郎、地方巡抚、都御史等高品级的官员为主。

只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礼法问题，比如历史上万历年间张居正因为夺情之事，便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

而朱高煦这个人做事喜欢谋而后动，讨厌打无准备的仗。

杨文斌之父杨邦基是皇后李瑶的养父，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从理论上来说，杨家也算皇亲国戚了。

但朱高煦偏偏没有按外戚的标准对待杨家，不仅没有赏赐杨家爵位，也没有赏赐杨家府邸。

只是在李瑶受封为皇后的那一年，赐了些云锦、布匹、绸缎、书籍等物品给杨家，说是感念杨邦基对皇后的养育之恩。

朱高煦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他没有把杨邦基当成外戚，而是视其为能臣干吏。

否则他不会在杨邦基去世后，亲笔为对方写祭文悼念。

毕竟，朝廷对外戚有限制，算是用高官厚禄养着，一般不会外放到地方做封疆大吏。

如果杨邦基坐实了外戚的身份，那么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顾虑重重，难以有所建树。

也正是这个原因，朱高煦才会在杨文斌第二次丁忧时，忍住了对丁忧礼制动手的冲动。

一方面，杨文斌是新科举制下的农业科进士，在府县任职期间，于农业方面颇有建树。

另一方面，杨文斌是杨邦基之子，若朱高煦对杨文斌夺情，那么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及礼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