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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啊……”明治天皇明白了过来,不由得暗暗感慨柳原爱子对自己真心实意的爱。
“上野公园事件”的详情他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对于当事人山县芳雄,他尽可以拿其父山县有朋做文章,平息罗特希尔德家族这个日本政府背后的大金主的不满,但对于另一个当事人——在西南战争中战殁的名将黑田清隆的遗腹子黑田剑造的处理,就要麻烦得多。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聪明的黑田夫人竟然用这种办法解决了自己的麻烦,同时还试探出了乾国舰队的高层对这次“水兵被戕事件”的态度。
乾国海军提督丁禹廷和陈伟接受了这对“孤儿寡母”的请罪,这件事本身其实就很说明问题。
伊藤博文可能也了解了这个情况,敏锐的抓住了机会,请五国公使调停。
所以在一得到这个好消息后,柳原爱子便迫不及待的要和自己分享!
“谢谢你,爱子。”明治天皇感激的说道。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和服的小男孩蹦蹦跳跳的向明治天皇跑了过来。
他就是柳原爱子给明治天皇生的第二个儿子津仁。
可能是急切的想到见到父亲,孩子跑得太急,又因为太小脚步不稳,竟然摔倒了,不过他并没有哭,而是很快被赶过来的父亲抱了起来。
只有在看到这个孩子时,明治天皇才会从心底感到快乐。
当然,他不会知道,这个孩子的真正身世。
晚上雷雨大作,夜色浓重,连天漫地一片黑。道路两边,只听水流如瀑布,这场暴雨的雨水全都从山上直泻而下。东京似乎升高了。但是在濛濛的雾气中,仍然有灯光在漆黑的天幕下闪烁,从城里传来一种混杂着人声、车轮声、锣声和笑声的噪音。
这阵秋雨并未使天气变得凉爽。由于暴雨季节的炎热,郊区的房屋都像货棚似的敞着门窗,我们看得见里面的一切。家里的菩萨和祖宗的祭台前永远点着灯,而所有规矩的日本人都已睡下。在传统的蓝绿色纱罗帐下,可以隐约看见人们一家一户地一排排躺着。人们睡觉、赶蚊子,或扇扇子:男人,女人,还有婴儿,也在他们的父母身边,每个人,年轻的或年老的,都身穿深蓝色印花棉布睡袍,后颈枕在小小的木头支架上。
只有极少数的房子里,人们还在寻欢作乐:隔很长一段距离,才从幽暗的花园上空传来一阵琴声,曲子的旋律十分费解,快乐中似乎透着悲哀。
第二天,雨过天晴,而乾日两国关于“水兵事件”展开的谈判,也似乎有峰回路转之意。
关于乾国水兵和日本警民冲突的起因,乾日双方当日各执一词。乾方认为日本警方预先设计,故意向乾国水兵挑衅,上千人将各街巷两头堵塞,逢乾国水兵便砍,日本民众又于沿街楼上泼滚水,掷石块,乾国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日方则认为是乾国水兵存心报复前日的仇恨,先挑衅夺了日本巡警的警棒。继之又对之围殴直至毙命,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而起。
日本报媒坚持冲突缘自乾军水兵再度闹事:“下午1点左右开始,各舰的上岸水兵已经达到四百数十人之多。他们在市中到处游荡,并聚集在广马场町的华人街一带……(下午6时)阪本半四郎巡警在广马场町巡逻中,一名迎面而来的水兵打掉了他的帽子,那名水兵还用西洋小刀对着他比划。这些水兵浑身酒气,举止异常;在长崎居住的乾国人,对警察也是百般嘲弄和侮辱。……(下午8时左右)3名乾国人(不是水兵)堵在(3名日本巡警)前面,三番五次,反复纠缠,要么伸手触摸警察的面部,要么拿小刀对着警察比划。有些乾国人再次出来,企图夺取福本巡警的警棒。福本巡警正要采取防范措施,后边又来了一个人,双方扭打在一起。这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20名水兵一下子从餐馆里冲了出来,向福本巡警扑去。福本巡警头部遭到一顿毒打,倒在地上,当场死亡。喜多村巡警也被打倒在地,但被一家清国人拉进屋子里,幸免于难……”
乾国方面则认为:“若以过错的轻重而论,日本应负更多的责任,则是没有问题的。因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如云乾兵报复,向警察寻衅,完全不合情理。”乾方的理由大致如下:一、13日的冲突导致日警重伤,乾国水兵乃是轻伤,并无报复的必要;二、水兵上岸已严禁携带兵器,且提督丁禹廷又命亲信武官携带令箭随行弹压,有组织的复仇活动不可能出现;三、水兵登岸200余人,凶刀则仅有4把,且水兵受伤皆在背部,显系遭遇突袭逃命之际所负。相反,乾方认为日警设计的嫌疑比较重:一、13日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即派有渔船在乾国军舰附近监视乾国水兵活动;二、13日事发之后,东京警方大规模调集人手;三、东京日本市民亦被动员参与对乾国水兵的攻击,而且一向闭市甚晚的东京,15日晚各商家竟纷纷提前打烊。
诸多细节已难以考据,真相自然也无法具体化。但大背景仍然是清晰的,在这一年,乾日两国的民众感情显然极不和谐——日本自维新之后,一意谋求扩张。先是欲图吞并乾国藩属琉球,本已激发了乾国民众的愤慨;随后尝试侵略苔湾,又引发了乾国东征日本的舆论;中法因越南交涉期间故技重施,又欲将势力扩展到乾国传统藩属朝鲜,再度撩拨乾国民众情绪……而按照当时日本民众的逻辑,乾国先是阻止其对琉球的占有,又阻碍其势力东扩苔湾朝鲜,则实为日本自强之路上的绊脚石。
这种不和谐是有据可查的。明治十一年(西协9078年),乾国驻长崎首任领事到任,日方报媒便有描述:“当地乾国人不断向其诉苦告状。日本警察在盘查登记证(牌)时,态度恶劣,乾国人对此非常反感。据说领事到任不久,就在路上受到了警察的侮辱性对待,他立即提出了抗议。”当时乾国军舰进入长崎港维护,但在日本民众眼里:“乾国军舰开进长崎港,名义上是为了对军舰进行维修护理,以便继续开往仁川;但实际上,这还是一次示威活动,借此机会炫耀优势的海军力量。对于乾国舰队来长崎,日本国民就是这么看的。”因为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所以,东京市民对上岸的乾国水兵有如此印象也不足为奇:“乾国人在举止上也是旁若无人,特别是上岸水兵之类的人,依仗本国的海军优势,简直是横着身子走路,遇到日本警察也决不让路,结果警察只好给他们让路。”
尽管日本民间怨气甚大,并在双方谈判期间举行了示威游行,向乾国抗议,但最终日本政府还是慑服于强大的乾国海军舰队,积极的表示愿意“以维护两国和平友好为主旨”,“积极妥善解决此事”,随后德国公使何理本提议,以“伤多恤重”的原则,双方互相进行赔偿,而追责凶手一事,则因“现场混乱,证据缺失,难以详查”,听凭双方自便。
虽然对德国公使的提议不是很满意,但乾国方面也表示,“为两国交好之故”,同意互赔,追责双方自便,但提出了附加的条件,即“浪人为非法武装之日民,故意寻衅,以刀棍参与斗殴”,故在互相赔偿损失这一项中,乾方“只赔警众,不赔浪人”,“且自斯日起,日警一概不许携带刀剑”。
乾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伍廷芳指出:“日本政府‘废刀令’下多年,浪人仍以武士自居,带刀任行,凌驾平民之上,日本政府难辞其咎”,并举前不久发生的日本警察津田三藏以刀砍伤俄国皇太子为例,“以日本刀剑之害,不绝于斯,前酿大戾,今又生血案”,要求日本政府彻底执行“废刀令”,“无论警民,皆不许带刀”,“警士巡街,只许携带竹木棍棒,严禁携带刀剑”。
面对乾方的意见,日本方面进行了多日讨论,很多日本官员认为乾方的附加条件是无理要求,应该拒绝,声言“我国万一采取如此让步政策,则乾帝国将作何感想?恐将看作为威胁吓倒,苦于抑制,终于屈服,而愈助长其轻侮之念”。井上馨则认为日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因为“日本现在并没有一支可以敌得住乾国舰队的海军。”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明治天皇举行了御前会议,商讨善后事宜,会议由天皇亲自主持,参会者有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松方正义,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夏本武扬,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以及井上馨、森有礼、青木周藏和陆奥宗光等人,会议进行了五个小时,最终天皇决定接受乾国方面的附加条件,了解此次事件。
在会议结束后,日本方面立刻由井上馨向乾国驻日本公使徐承祖和海军提督丁禹廷通报了日本方面的决定,然后由丁禹廷下令解除战备,井上馨和徐承祖就双方赔偿金额展开谈判,约定双方士官一人赔偿6000日元,士兵一名赔偿4500日元,伤残一名赔偿2500日元,乾方死士官1名,水兵7名,伤残水兵36名,陆战队员9名,日方赔偿乾方计150000日元,乾方水兵住院医疗费用20000日元由日方支付。日方死警官3人,巡警16人,伤残巡警24人,由于死伤的日本浪人不在赔偿范围之内,是以乾方赔偿日方计150000日元,双方赔偿数额相同,可以相抵,日方只需额外支付医疗费用20000日元即可。至于是否拿凶惩办,则由双方政府自行决定,互不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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