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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东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最后谈一个题外话: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大家一定对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要重用宦官感到不解。其实从广义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也可以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点:
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也更揣摩皇帝的心事。
其次,宦官本身是阉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所以他们在为皇帝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忠心,更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往往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有时不太买皇帝的帐。
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相当数量的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完全可以胜任,也不会向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最后,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就必须与宦官联合。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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